我国著名老报人成舍我，原名访钦，笔名舍我。祖籍湖南湘乡。1898年8月28日出生于南京下关。
成舍我在新闻界崭露头角，是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高涨期。那时，他白天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，晚上到北京《益世报》任编辑，跑新闻，编副刊，写社论。1919年5月23日，他为该报撰写了题为《安福与强盗》的社论，抨击了北洋政府当局，结果报纸被当局查封，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；复刊后的报纸销路因此骤增，成舍我不仅没有被革职，反而代行一年总编辑职。
五四运动进入低潮期，军阀之间连年混战，报纸成了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。成舍我有鉴于此，决定辞去《益世报》职务，办自家民营的报纸。他的愿望，“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；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”。
1924年4月16日，《世界晚报》创刊。仅用二百元大洋创办了一份报纸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堪称奇迹，成舍我成功地创立了他的第一个“世界”。
成舍我给晚报立了四项宗旨：一，言论公正；二，不畏强暴；三，不受津贴；四，消息灵确。要彻底做到言论公正，不偏不倚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不过，这些宗旨的提出，却也反映了他早期办报的心态。
晚报对于社会政治与时事，敢于持批评态度。1924年5月7日，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，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廿一条的国耻日，被军警打伤几十人。晚报即以头版头条位置披露惨案详情，并在时评中抨击北洋政府的暴行，因此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。
晚报在抓社论、时评与“独家新闻”的同时，还精心办好副刊《夜光》，除诗词、小品外，连载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春明外史》。该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古城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态，享誉京城；常常是晚报尚未印出，就有许多读者在报馆前翘首以待了。
1924年秋爆发“直奉战争”，为堵住奉军入关，统领吴佩孚调张福来任前敌总指挥。吴颇迷信，以为“张福来”这名字取得好；取其“福来”之意，准能打胜仗。晚报抢到这条消息后，立即发头条新闻，但标题《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》却把“福”字误排成“祸”字，闯下了大祸。当晚，报馆被宪警查封。
说来也巧，报馆被封的第三天，冯玉祥临阵倒戈，不但不出兵山海关，反而包围北京城，软禁曹锟，吴佩孚逃往洛阳，冯玉祥当上北京的主人。五天后，晚报得以复刊。复刊后的晚报，销路大增，由原销三千份骤增到万份以上。有人说，晚报因“祸”得“福”。成舍我的名声因此大噪。果真是“塞翁失马，焉知祸福”！
成舍我办晚报时，为着节俭，报馆就设在手帕胡同35号自家住宅——此时他已成家，妻子杨?是他的好帮手。就在晚报声誉益隆之际，他踌躇满志，已经在筹划着创办《世界日报》了。
1925年2月10日，《世界日报》以对开四版（两个月后增至对开八版）创刊，社址迁至石驸马大街90号。日报宗旨一仍其旧，不改初衷，以夹叙夹议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见长。日报问世不久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。该报陆续揭载许多新闻，并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。6月10日发表署名“舍我”的时评《沪案唯一之目标》，主张惩凶、赔偿。
次年“三·一八惨案”发生后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，发表了署名“舍我”的时评《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》，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，提出了段祺瑞政府引咎辞职、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。这些时评喊出了时代的声音。
日报除揭载国内外要闻外，还设有经济界、教育界、妇女界等专栏。副刊《明珠》发表张恨水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，连载2196次，历时七年，成为风靡一时的小说。日报版面扩大后，增出“世界日报副刊”，由刘半农主编，约请许多学者名家撰稿。如鲁迅的杂文《马上日记》、《马上日记之二》，张闻天的小说《周先生》，许钦文的小说《我的父亲和兰花》，沈尹默的旧体诗《杂感七首》等，都使副刊增色不少。《世界日报》创刊半年后，即1925年10月1日，由原先第五版的画报版，改出单张画报，即《世界画报》。至此，成舍我成了在我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独立办三个报的报人。
成舍我“不畏强暴”的办报宗旨，险些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1926年张学良、张宗昌等奉鲁军阀占据北京时，有些报纸对军阀仍敢批逆鳞，间作冷嘲热讽之词。于是他们决定镇压“反动势力”，以树立威权。4月26日以“勾结赤俄”的罪名枪杀了《京报》社长邵飘萍；8月6日深夜逮捕《社会日报》社长林白水，并以当夜处决。
就在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，成舍我刚看完日报的大样，上床不久，忽然人声鼎沸，若干宪兵蜂拥而入，说：“宪兵司令部王司令（琦）请你谈话。”随即将他押上卡车带走。报社同人都认为成先生此去凶多吉少，恐怕要遭到邵、林同样的命运。路透社甚至抢先发出电讯：“成氏已被处决。”
成被抓走后，夫人杨?往孙宝琦府上夤夜泣跪求救，从此展开了紧张的营救活动。事有凑巧，王琦抓成舍我，事先并没有得到张宗昌“立即执行枪决”的命令，而当晚张新娶一位姨太太，正寻欢作乐，不便打扰，成舍我的命因此暂时保住了。
孙宝琦在北方军政界被尊为“三元老”之一。在杨?女士哀求下，翌日晨，他亲自造访张宗昌，提出释放成舍我事，几经交涉，至第四天才放人。孙宝琦之所以如此奔走搭救成舍我，是因为他任国务总理期间，常遭曹锟周围官僚的攻击，舆论界也参与反孙的活动，独有《世界晚报》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，使他感激涕零。由他出面找张宗昌说情，才使站在鬼门关边缘的成舍我得以生还。成舍我后来说，这是他“毕生未有的一幕惊险怪剧”。
获释后的成舍我，深居韬晦。一年后，即1927年8月离京南下，于1928年3月在南京创办《民生报》。3月17日，他在《世界日报》上发表《南方政局之剖析》一文，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成舍我在日报上发表题为《国人抗日应有的认识》的社论，指出“不抵抗三字，直可为民族崩溃之别解”，主张“立止内争，协力御侮，实为今日最迫切之惟一要务”。30年代初期，日报反复要求国民党当局“结束党治，还政于民”，“公开政权，建立国民联合政府”，主张“对中共采取较宽大政策”，“确立抗日联合战线”等等。成舍我因此遭当局拘留，日报也被停刊三天。
1934年5月，《民生报》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彭学沛（汪精卫部属）贪污案被封闭，成舍我也被拘禁四十天。获释后，成去上海，于次年创办《立报》。它仍坚持日报“对外争取国家独立，驱除敌寇；对内督促政治民主，严惩贪污”的宣传宗旨，销路常超过二十万份，打破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。
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寇占领北平，三个“世界”宣告停刊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成舍我恢复了日晚两报，直至1949年2月25日终止。
“半生苦辣酸甜味，万里东西南北人。”这是成舍我艰难办报大半生的真实写照。自创办三个“世界”以来，他含辛茹苦，兢兢业业，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新闻战线上，虽不免有局限，有过失，毕竟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成舍我的办报业绩，已经为我国报刊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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